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5月23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内，智能焊接机器人在进行焊接作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七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图为西洽会展览现场，AI陪伴机器人吸引观众目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年来，巡检机器人、修补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在电网运维中得到应用。图为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操作搭载了地线断股带电修补机器人的无人机，对线路进行修复。新华社发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2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技术、应用、治理，构成今天发展人工智能的关键。围绕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何哲。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为什么说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何哲：从历史来看，人类科技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规律：一是短期的技术跃升和长期的技术平台期相结合；二是技术跃升往往由若干核心技术成果驱动。

　　第一条规律描述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密集的重大技术飞跃，文明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即就会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平稳期，直到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因此，人类文明的技术进步不是缓慢的线性的，而是阶段性跳跃的。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这种阶段性跳跃时期。

　　第二条规律是指在历次技术革命中，有一些技术往往起到了关键性的驱动作用，成为技术革命的核心推动力量，也成为文明进化的关键驱动。从人类历史来看，进入近现代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技术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技术是电动机和内燃机。二战后则是以核能、计算机、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技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同样体现出这一特征，其核心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等，但最具有革命性和普遍性特征的技术则是人工智能。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十年，人类整体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文明升级主要就将沿着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一系列变革展开。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要进一步理解这一点，还需要从人工智能技术的三个基本特性入手：一是智力替代性。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新的智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应用。以往所有的劳动工具革新，都是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直到计算机出现，才开始对人类智力劳动进行一些替代，然而人工智能展现出了能够深层次高质量替代人类智力劳动的能力，这是以往历次技术革命从来没有过的。二是通用性。现有的大模型人工智能已经展现了广泛的应用空间和巨大的应用潜力，因此被迅速部署在人类正在从事的各行各业中。三是具有新的主体性特征。尽管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演进产生主体意识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现有的多模态大模型人工智能的确表现出与人类相似的特征，因此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充分融入到人类社会中，从而既推动产业变革，也引发社会变革。这三个特征，都体现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战略引领作用。

　　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如此重要，中国必须要自主掌握好这一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科学技术本质上是没有国别的，但是掌握技术的主体却是有国别的。任何一场重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往往意味着文明格局的变化和世界秩序的调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能错过任何一次人类重大科技革命，甚至要引领人类的科技革命。

　　从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结构来看，关键要素包括算法、算力、素材三者。在素材方面，我国由于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全社会数字化程度较高，各行业应用人工智能较广，同时也因为人口众多，在训练人工智能的素材积累上具有优势；在算力方面，虽然我国的高性能芯片技术被个别国家围追堵截，但是依然可以通过堆叠技术等方式实现突破；而在算法方面，美国具有先发优势，我国亦具有巨大的后发潜力。算法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焦点，发展算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人才。目前，我国在理工信息类人才培养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进一步加强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正是得益于人才储备优势，在近两年ChatGPT崭露头角后，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实现追赶，形成“千模涌现”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今年以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大模型，以更高效、更智能、更低廉、更开放的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进步和显著能力。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既要快速发展，同时又要确保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前所未遇风险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创新，应当坚持哪些原则与理念？

　　何哲：历史证明，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新技术应用往往具有两面性，能够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强大、通用性强，未来会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因此，也将在多个层面给传统人类社会带来各种风险与挑战，包括隐私泄露、劳动替代、深度伪造、伦理问题等。正因为人工智能存在安全隐患和风险挑战，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初期，就需要确立根本的治理原则。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既要快速发展，同时又要确保持续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要以人为本。人工智能要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即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围绕民生需求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未来，人工智能在辅助人们生活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如在日常的翻译对话、知识获取，工作中的辅助建议，生活中的智能家居、自动驾驶、辅助劳动，休闲娱乐甚至情感交流等方面，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要智能向善。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单兵突进，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公平。由于人工智能具有远超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能够极大降低企业成本，因此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不能产生大规模的失业潮。人工智能发挥劳动替代作用，要优先用在危急险重的行业。任何企业尤其是大型平台企业在进行人工智能劳动替代时，要考虑增设相应的岗位，最大程度保持岗位消失速度与岗位创造速度的同步性。此外，智能向善还要求人工智能的研发、提供和使用活动，不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这就需要更为完善的科研伦理的自律以及法律法规的约束。这也是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机和谐的必由之路。

　　记者：近年来，我国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主要有哪些探索实践？

　　何哲：一是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风险研判和防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二是积极推进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修订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加强了对个人数据、电子商务、智能金融、自动驾驶等与人工智能发展紧密相关领域的修法和立法工作，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努力完善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所需的法律框架。一些行业监管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积极适应本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需要。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向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备人工智能模型的主要参数以及资产配置的主要逻辑，在促进算法透明和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等方面作出重要尝试。

　　三是搭建人工智能治理多方参与平台。2017年11月，由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宣布成立，负责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也同期成立。此外，我国也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出坚持伦理先行、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包容、和平利用等治理原则，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负责任的态度促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如何更好推动人工智能运用于政府治理？

　　何哲：当前，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推动数字治理变革的关键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开发适于政府服务与决策的人工智能平台，研制面向开放环境的决策引擎，在复杂社会问题研判、政策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重大战略决策方面推广应用。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畅通政府与公众的交互渠道。”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会深刻地影响到政府治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推动行政效率跃升。人工智能将在信息收集、文本写作校正、材料预审、政务问答等流程性、重复性工作中提供大量有效的支持，可以极大减少例行日常重复工作，其标准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为行政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可能。

　　推动决策质量提升。凭借海量数据、超级算力和智慧功能，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有效的决策信息支持，同时通过模拟预测、风险评估等功能，帮助政府更精准地制定政策。

　　畅通政府与公众的交互渠道。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多场景的人机界面、线上沟通、远程办理等政务功能，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实现对政务服务的咨询和协助解决。另一方面，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作出及时反馈，有效地对互动结果进行分析，从而改进政务流程。

　　当然，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一整套完整信息数据系统的支持，这就首先要求整个政务流程的信息化数据化，并实现整个信息数据资源的完整统一。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政务智能化系统，绝不是仅仅引入智能系统就能实现。这种高效统一的数据库要求在现有的政务信息化的基础上覆盖更广、程度更深并整合统一。同时，凡是涉及政府治理的问题，一切技术的应用都应该更加慎重。目前来看，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存在一些缺陷，使其应用在政府治理方面要异常慎重，尤其要解决好封闭性和安全性的问题。真正建立可靠的治理用人工智能模型，需要严格限定训练数据，严格限定对外接口，并且需要经过长期反复的训练和观察评估。一切用于治理的人工智能模型，都需要建立在人工严格审核的前提下。

　　记者：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为何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

　　何哲：人工智能的监管和治理，还要依靠国际共同合作来解决。这是因为，当前人工智能在开发与传播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开放性和迅速的扩散性。越来越多的大模型选择了开源模式，这使得研发高性能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容易，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比以往的技术传播更快，也更容易掌握。二是高收益性，人工智能将极大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降低各方面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众多企业包括跨国公司、网络巨头等都有较强的意愿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三是人工智能是一个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大部分国家都积极通过人工智能获得竞争优势。

　　这三个特性相结合，使人工智能的治理成为一项单一国家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一旦某一国家对人工智能进行区别于他国的较为严苛的治理，那么跨国公司就会迅速将技术转移到他国，导致本国或本地区的竞争力受损。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众多风险，开展广泛有效的国际治理和合作具有必要性。应使人类共同正视人工智能的风险，形成对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共识，并共同采取较为一致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实现全球范围的协同共治。